融资难不难？融资贵不贵？民营企业还有哪些困难？中国证券报记者日前在民营经济集中的浙江省温州市和台州市(两市民企数量占企业总数的99.5%。其中，90%是小微企业)调查了解到，受益于银行分层服务和信保基金的担保，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得到缓解，更多地受到成本上升和税费过高的困扰。多位专家和金融从业者建议，在理性看待“融资难、融资贵”的基础上，扶持专做小微金融的城商行、民营银行和信保基金等机构，可以取得更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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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资难不难贵不贵?

“在台州，民企基本不存在‘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台州银行市场总监王伟文的说法得到了工行台州分行和台州银监分局人士的认同。

王伟文说：“对小微企业而言，融资难是第一位，融资难解决之后才是融资贵的问题。只有能贷到款，才会考虑融资贵不贵的问题。”

台州某制造业上市公司董秘对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大型企业尤其是上市公司不存在贷款难的问题；对小微企业而言，只要正规经营拿到贷款也不难。台州某市政工程公司负责人指出，之前从银行贷不到款时，民间融资也得借。“一年几千万元的资金周转，需要流动资金，尽管利息高，但钱不到位工程就得停。如今，只要找到担保人，贷款还是能拿到。之前担保人难找，现在有了信保基金(台州市小微企业信用保证基金)担保，贷款容易多了。”台州维克机械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宏波直言，公司起步时找四大行贷不到款。当时台州银行主动上门，公司申请50万元贷款，后来贷了25万元。现在企业做大了，贷款也容易了，但手续比较麻烦。

台州银监分局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10月底，台州银行业各项存款8388.37亿元，各项贷款7170.77亿元，小微企业贷款2983.90亿元，贷款户数36.07万户；小微企业贷款不良率0.87%，户均贷款83万元，申贷获得率为94.31%。

在温州，贷款难的问题也不是很突出。中国证券报记者在中国鞋都产业园和金州工业园等园区走访时，很少听到企业抱怨融资难的问题。统计数据显示，截至今年6月末，温州市小微企业贷款余额占全市各项贷款余额的21.8%，占全部企业贷款余额的51%。单户授信小于500万元的小微企业贷款余额214亿元，占全部小微企业贷款余额的10.6%。

融资难的抱怨较少，企业多抱怨融资贵。台州某市政工程公司负责人说，城商行服务周到，就是利率太高。不过，相比民间借贷要很低多。王宏波坦言，相比配套的中国台湾省的厂商，我们这边的利率偏高，那些厂商才3%。

温州一中型化工厂负责人小李对中国证券报记者说：“我们的资信好，银行借贷成本在5%左右。民间的高息资金不敢用，成本太高，很容易把利润吃掉。”

统计数据反映出了“融资贵”的现状。人民银行温州市中心支行的数据显示，2016年以来，金融市场利率持续上升，通过内部资金转移定价传导到银行贷款端，导致贷款利率不断走高。6月份，温州市小微企业贷款利率为6.08%，同比提高0.38个百分点。作为反映温州民间借贷利率的“温州指数”综合利率，今年三季度则达到15.66%，环比上升0.33个百分点。

浙江大学金融研究院何嗣江博士表示，应辩证地看待“融资难”的问题。首先要分区域看，台州的确不存在融资难的问题，但中西部地区这个问题确实存在。其次要分企业看，国有企业、上市公司、规模以上的企业不存在融资难的问题，有的民企根本没有借贷需求，但小微企业存在一些问题。最后要分贷款用途看，正常的流动资金贷款、固定资产贷款不难，但借钱搞风险投资，做转型升级当然难。

浙江大学管理学院教授陈俊认为，融资难要综合银行和企业两方面的意见来看。一些民企从自身角度出发，不顾自身债务高企、投资回报难、还款来源存疑等实际问题，高喊融资难。这存在一定误导。“一些民企因为出口形势不好、金融去杠杆等因素，面临流动性紧张，这时银行收贷，出现融资难是正常的。”

至于融资贵的问题，何嗣江表示，同样要辩证地看。国有企业、上市公司、规模以上的企业不存在这个问题，融资贵主要存在于小微企业。“小微企业存在融资贵是全球的普遍现象。一方面，这些贷款银行员工要付出更多努力，成本本来就高；另一方面，小微企业经营风险高，高利率是对高风险的补偿。”

王伟文称，首先，利率是覆盖风险和成本的结果。小微企业财务和经营方面可能出现一些不规范，导致的风险需要信贷经理一次次上门服务来识别。这导致贷款成本上升；其次，利率是市场竞争的结果。现在台州小微金融市场竞争充分，除泰隆、民泰和台州银行3家城商行外，还有农商行介入。企业能够接受该利率水平，证明企业的盈利水平能够覆盖利息成本。此外，对100万元以下小微贷款，8厘和5厘差别并不大，贷款的使用期可能就几天，真实成本差异不大。温州民商银行信贷管理部总经理助理钱晓则表示，利率高也有资金获取成本高的原因。“我们现在就一家网点，吸收存款能力较弱，资金很多来自于同业存款。”

多个难题待解

“我们也是民营企业，也需要扶持。”被问及金融业该如何扶持小微企业时，台州银行和温州民商银行不约而同的提及这一点。他们表示，这包含两层意思，一是作为民营银行，与国有大中型银行相比存在天然劣势。王伟文指出，台州银行开展小微企业业务也是形势所迫。“最初由于规模小、实力弱，只能选择那些难以获得大型金融机构服务的个体工商户作为目标客户。”二是作为专门做小微贷款的银行，更懂得如何服务小微客户。

钱晓指出，截至今年10月底，温州民商银行贷款余额达到55亿元，贷款户数5000多户，户均100万元。其中，97%是小微企业，没有出现一笔不良贷款。“受制于一行一店的政策，我们在温州只有总部一个网点。但温州80%的小微企业分布在周边县市区。这导致服务触角很难延伸到下面县市。为了一笔贷款，到客户那边光去就得花一个小时，成本高，效率低。”

信保基金同样面临着不少问题。首先，两家基金运行中心身份都比较模糊。曹永辉表示，挂着事业单位的牌子，但实行的是企业化运营。“事业单位的工资预算是死的，激励机制存在一些问题。”其次，信保基金一旦做大，后续的资本金筹集是难题。温州信保基金运行中心负责人说：“现在部分资本金靠银行捐资，这不是长久之策。但银行注资在法律上不允许，除非与国家担保基金一样由国务院特批。”曹永辉表示，基金发生了部分代偿行为，这就需要补充资本金。“企业可以用利润来补充。但作为非营利性机构，财政预算如何补充仍无安排。”第三，作为非营利性机构，基金不能享受税收减免。温州信保基金运行中心负责人表示，增值税已实现先缴后退，但企业所得税25%需要上交。“政策性担保补助同样不到位。本来规定财政补助1.5%，但平均只有0.99%到位。”此外，担保行业缺乏会计准则，损失准备金等会计科目都没有。这导致后续的担保代偿核销等手续很难履行。

信保基金大有可为

受访银行人士多认为，小微企业缺乏抵押物和担保也是融资难的一大原因。“很多银行针对抵押物缺失的现状推出了保证贷款。但后来的互保链危机，让台州和温州的企业之间很难互相担保，缺乏担保人成了很多小微企业面临的难题。”

为解决该难题，为企业提供担保的小微企业信用保证基金应运而生。2014年11月，台州创建了首个小微企业信用保证基金。基金注册资本5亿元。其中，台州市政府出资4亿元，部分银行捐资1亿元。截至10月底，基金在保余额67.83亿元，户均额度从成立之初的162万元降至109万元；其中，500万元以下项目在保余额占总担保金额的92.13%，户数占98.80%。累计代偿49笔，代偿金额5530.57万元，占在保余额的0.82%，与台州市银行业不良贷款率(截至10月底为0.8%)基本持平。

台州信保基金运行中心总经理曹永辉对中国证券报社记者表示，基金担保以间接担保为主，主要以银行推荐为主，现在已与26家银行合作。个人最高担保额度300万元，企业800万元。企业获得担保要经过两道审核手续，银行审核后基金再进行一道审核。“审核不看报表，主要看企业的纳税和征信情况。为加快审批效率，除大额(400万元以上)的担保需要上评审会外，小额担保(个人50万元，企业100万元)当天可以出具保函，其他则需要3个工作日。”

风险承担方面，曹永辉表示，捐资银行承担20%，非捐资银行承担35%，信保基金承担剩余的部分。“为进一步分担风险，我们与浙江省担保集团合作，缴纳部分保费后由省担保集团承担40%的风险代偿。同时，如果代偿金额超过捐资额的50%，还要求银行补充资本金。”

保费方面，曹永辉表示，基金将担保费率控制在0.75%以内，远低于2%-3%的市场担保费率，且不附加收取额外费用，无需抵押及第三方担保，大大减轻小微企业融资负担。成立以来，至少为企业节约1.46亿元保费支出。“基金还与合作银行约定了贷款利率高限，捐资银行不超过8.5%，非捐资银行不超过6.5%。据不完全统计，约为受担保企业降低10%的贷款利息支出。”

温州信保基金的情况与台州类似。成立时间比台州晚一年，规模比台州要小。截至今年10月末，温州信保基金已与15家银行合作，累计为2468家小微企业提供担保金额47.16亿元，在保余额25.72亿元，在保户数1275户，户均202万元；累计发生代偿1户32万元。

温州信保基金运行中心负责人表示，与台州不同，温州信保基金以现场审核为主，20个工作人员中12个人负责审核。“他们每天都在外看项目。为保证效率，每个区域配3-4名项目主审，300万元及以下项目5个工作日内出具保函，300万以上的最多10个工作日出具保函。”信保基金让很多之前零贷款的客户实现了首贷。统计数据显示，截至10月底，温州信保基金帮助446户小微企业跨越首贷障碍，金额达到7.6亿元。同时，助力“新温州人”创业共203户，金额共2.8亿元。

银行出“奇招”化解融资难

受访的银行人士普遍认为，小微企业融资难根本的原因是信息不对称。“小企业的财务信息不规范，很多企业主兼任会计、出纳。要了解企业的还款能力成本太高，甚至是不可能。因此，很多银行对小微企业的贷款望而却步。”

针对这个问题，台州银行总结提炼出“下户调查、眼见为实、自编报表、交叉检验”的十六字风控模式以及“三看三不看”，即“不看报表看原始，不看抵押看技能，不看公司治理看家庭治理”的风险识别技术。王伟文说，台州银行9500多名员工中一半是客户经理，他们每天都在走访客户了解信息。“很多客户经理跟与企业老板就跟家里人一样熟。”

温州民商银行则通过产业群、商业圈和供应链等手段进行延伸，化解信息不对称难题。以供应链贷款为例，钱晓对记者表示，由于该行最大的股东正泰集团上下游聚集了大量企业，而正泰集团对供应商和经销商的资信了如指掌。背靠大股东，我们给供应商提供应收账款质押融资，给经销商提供订单融资。

国有大行在小微企业贷款方面不甘示弱。工行台州分行普惠金融事业部总经理蔡宁介绍说，工行根据台州产业群集聚的特点，深入开展集群客户调查分析，挖掘行业共性，制定集群客户的销售佐证路径，设计出符合客户群体的个性化服务方案，做到“一群一策”。

统计数据显示，台州工行先后推出了针对温岭大溪水泵产业的“泵业贷”、三门渔民养殖的“渔捷贷”等“工具贷”产品。截至2018年10月底，共为1700余户集群小微企业融资，融资余额17.2亿元。

通过一系列金融创新，信息不对称的难题在两地逐步得到化解，众多小微企业的贷款门槛越来越低。以台州银行专项设计的“小本贷款”为例，只要有3个月经营史，有劳动意愿和劳动能力的个人，无需抵押就可获得2000元-100万元不等的贷款。截至今年10月末，台州银行“小本贷款”余额165.62亿元，累计发放1107.24亿元，支持了71.66万的小微客户，户均贷款额为22.17万元。其中，60%的客户生平第一次获得银行贷款。

除了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小微企业融资“金额小、需求频、周期短和要求快”的特点让很多银行的服务难以跟上。针对服务存在的问题，王伟文指出，台州银行以“简单、方便、快捷”的服务应对小微企业的需求。“2015年我们研发推出了客户服务移动工作站，客户经理现在人手一台PAD，走村入户，深入田间地头以及企业一线，将贷款业务的线上申请与线下信贷高效结合，进行一站式办理业务，使新客户贷款业务办理时间从传统作业的1-2天缩减到1-2小时。”

成本上涨过快

对于非上市企业维克机械而言，公司总经理王宏波表示，企业到一定规模后，银行信用贷款和抵押贷款仅能满足一部分资金需求，迫切需要通过股权融资。“但机械行业短时间难以见成效，需要长期资本投入。但风投资金、创投资金基本不感兴趣，希望产业资本和政府产业基金介入。”

此外，受访的非上市公司普遍抱怨厂房租金上涨过快。温州煜航服饰负责人表示，今年2层厂房和员工宿舍的租金100多万元，前年厂房租金才14元/平方米，现在则达到26元/平方米。温州一位吴姓鞋企老板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他的企业只有一条生产线，每年厂房租金约为30万元。这样的价格和以前在城中村办厂相比，成本增加一倍都不止。“规模稍微大的企业，光厂房一项开支每年就增加上百万元，且租金价格年年上涨。”

人工成本不断上涨同样让受访民企苦不堪言。“现在员工薪资比以前明显上涨，不涨就招不到人。我们是拼价格的产业，同行杀价杀的厉害，利润很薄。”在温州从事20多年鞋业生意的老方说，“现在员工流动性大，一言不合就走人。”

王宏波说，现在不仅缺乏高端科技人才，熟练的蓝领工人更缺。“传统制造业不太受90后欢迎，由于缺乏职业教育，即使招过来的年轻工人素质也不高。”温州煜航服饰相关负责人表示，即使这样，公司去年人工成本100多万元。现在招工条件越来越高，除了包食宿外，一个月至少得给1万多元。

近年来，不断上涨的原材料成本在不断侵蚀着企业利润。“原材料涨价，但我们的产品难以涨价。涨价后下游企业如果不接受，就会转而找业内的小企业供货。只能维持原价，缩减自己的利润，补贴客户，留住客户。”温州某销售过亿元的化工企业老板小李对中国证券报记者说。

税和费问题突出

多家上市公司董秘直言，相比非上市公司，从银行融资的难度和成本相对较低，很多都是基准利率，上浮在10%以内。之前大股东股权质押比例偏高时，出现的银行压贷问题已经缓解。现在更关心的是从资本市场融资以及过高的税和费等问题。

台州某科技型制造业上市公司董秘说，近期人民银行和交易所都推出了风险缓释工具支持民企发债。但通过风险缓释工具发债成功的都是诸如恒逸集团、荣盛集团这些资信本身就很好的企业。“他们的信用评级都是AA，发债本身就不困难。而资信较差的，比如B类企业享受不到这样的待遇。这偏离了该工具增信设计的初衷。”

该董秘表示，信用评级体系也存在一定问题。在各方面条件差不多的情况下，国企的评级比民企高。这导致民企发债难，即使发债成功，利率也偏高。“风险缓释工具标的选择方面，资信一般的民企很难被选上。”

对于税收问题，受访的上市公司董秘都提及现行的减税力度不够。单项税费方面，伟星新材董秘谭梅直言，股权激励的税费过高，起不到激励人才的作用。根据规定，限制性股票解禁时按“工资薪金所得”适用3%-45%的超额累进税率，可在不超过12个月的期限内缴纳个人所得税。“很多中高层均按照45%缴纳，同时应纳税额计算的股票价格要参照股票登记日股票市价。即使股票现价跌破授予的价格，卖出亏损也要交税。”

从目前情况看，水晶光电股价已跌破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公司董秘孔文君无奈地对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大部分核心骨干通过银行借款以及多年的积蓄用于购买公司的限制性股票，现在不仅亏了一大笔钱，还要交重税，大家的积极性受到影响。股权激励反而成了负激励。不仅股权激励要交税，大股东赠与也要交税。根据规定，大股东赠与视同转让，员工获得股票视同所得，要征两次税。”

谭梅同时表示，企业的房产税和土地税不可忽视。“两种税都是按年征收。去年房产税520万元，土地使用税329万元。”

费用方面，受访的上市公司董秘都提到不断上涨的人工成本和社保缴纳问题。“招工越来越难，职工的要求越来越高。这逼着企业得转型升级来适应。上市公司缴纳社保方面比较正规，因此费用越来越高。鉴于解决了大量就业，建议将企业缴纳的社保费用抵扣企业所得税，至少税前列支。”

至于成本方面，传统制造业上市公司均指出，原材料成本和物流费用侵蚀了大量利润。有上市公司董秘表示，钢材占到其总成本的60%。去年以来，钢价从每吨2000元涨到每吨4000元，一年时间翻了一番，企业很难承受和适应。“物流费用就更厉害了。主要是过路费和油费，2017年运输费用就达到9995万元。”永高股份董秘陈志国表示，2017年物流费用1.32亿元，今年估计要突破1.5亿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