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MIC讯】中国产业部门的创新走过了一条“从追赶到引领”的道路。始于1978年的经济体制改革开创了中国近40年举世瞩目的经济增长“奇迹”，“中国制造”享誉全球，实现了工业结构由门类单一到逐步齐全、由低端制造向中高端制造的跨越。产业规模快速扩张的同时，我国制造业部门的国际竞争力也不断提升。我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已经具备较高的增加值获取能力，制造业出口中不仅隐含大量的国内增加值，同时出口中隐含的国内增加值比重也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及主要新兴经济体。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2014-2015年全球竞争力报告》显示：中国排名上升至第28位，在金砖国家中遥遥领先，并正在成为更具创新性的经济体。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发布的2016年全球创新指数显示：中国创新综合能力在世界141个国家中位居第25位，居中高收入国家首位，超过了一些高收入国家。
 
    如何理解中国的产业创新体系
 
    中国产业创新的核心目标是通过技术和市场的“双重追赶”实现创新升级，主要体现为三个方面。一是为了获取生产制造能力，并整合利用资金、土地、人才等资源实现产业进入。由于改革开放之前国内科技资源与产业部门的脱节严重，产业部门早期主要目标就是技术获取和技术学习，满足不断扩张的市场需求。二是为了做大做强一些关键产业，构建完整的现代产业体系，并逐步在若干产业中取得本土乃至全球竞争优势。我国很多行业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加工制造到研发设计、品牌国际化的成长过程。三是为了积累产业技术创新能力，实现从落后到追赶再到跨越的产业升级，并积极发展新兴产业。通过引进生产能力、模仿制造和消化吸收先进技术，多数制造业企业已形成了自主研发和市场开发能力，并利用成本创新、集成创新等方式逐步提升了本土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
 
    中国制造业的追赶与创新过程最具代表性，大致经历了从引进、模仿，到集成、创新的升级过程，是我国产业部门“从追赶到引领”演化进程的生动写照。从创新过程来看，基本呈现为典型的后发国家“逆A-U”模型（如图1） 。这背后的发展范式可以用“技术与市场（双重）追赶”导向的产业创新范式来加以刻画。借鉴“国家创新系统”（Freeman，1987；Nelson，1993；Lundvall，1992）和“产业创新系统”（Malerba, 2002，2006）的理论框架和分析逻辑，我们将这种创新范式提炼为 “追赶导向的产业创新体系”。在中国的产业创新进程中，多个主体及其之间的正式或非正式网络，以及所依赖的制度与政策要素构成了整个系统，不同要素在特定时期发挥了相应作用。
 
    系统中的关键行为者
 
    政府部门。从国家层面上来看，以工信部、国家发改委、商务部、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等为代表的各类政府机构是影响我国产业追赶与创新的关键部门。这些部门在接受中央最高决策层宏观指导的基础上，分别在制定产业发展规划和重大计划，制定和落实各项产业政策，引进技术、外资及促进融入全球市场和全球产业链，配套产业发展所必需的资金、技术、人才，营造不断改善的市场环境、制度环境等诸多方面都发挥了极为重要的决定性作用。这些部门的顶层设计及监管效率是决定产业创新体系演化的关键力量。
 
    企业部门。我国多数产业中的企业类型十分丰富，无论是所有制形式还是企业规模。不过，对多数本土企业而言，由于技术积累、创新能力方面的差距，大都经历了“引进、消化吸收、在创新”的历程：从最初的全套引进，然后学习，逐步掌握制造工艺和一些关键零部件技术，然后模仿和改造，最后再通过集成的方式进行创新，并利用对本土市场多层次需求的理解和满足，形成了自身的竞争优势并在长期的市场竞争中逐步加以巩固。从成熟技术（产业）起步，通过长期技术学习到积累技术能力是相对普遍且有效的方式。
 
    研发部门。由于早期科技部门与产业部门之间的联系严重脱节（即技术与经济的“两张皮”问题），产业部门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主要依赖自身的研发部门投入创新，但规模都十分有限。早期的产业研发机构多依靠国家直接支持、依托大中型国有企业或一些大型工程建设项目而设立的一些研发组织（如企业技术中心、工程研究中心），并有赖于一些专门的产业优惠政策。但中小企业的研发力量相对薄弱，直接获得政府公共研发支持的难度也较大。不过，近些年随着国家对产业共性技术研发和产学研合作的大力支持，加上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的环境不断改善，越来越多的传统科研部门（大学和科研院所）开始参与到产业的技术研发和成果转化中，一些新型研发机构、技术转移平台及多种类型的产业技术联盟或合作网络也得到了快速发展。同时，随着中国企业技术和市场能力的增强，“走出去”利用国际创新资源——无论是开展跨国技术并购，还是参与国际合作研发，都已成为弥补中国产业部门研发短板的重要形式。
 
    金融部门。各类金融机构与实体经济之间的联系与互动是长期影响中国产业升级的“痛点”。早期多数的技术和设备引进、重大装备国产化、关键技术研发及试验、推广等落地在大中型国有企业，在各级政府的支持下得到了以国有银行为主的长期贷款和政府基金支持。上世纪90年代末期国内发展起来的资本市场也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一大批企业上市融资加速成长的问题。不过，相比于间接融资渠道，产业部门的直接融资环境是到了2000年之后才得以逐步改善。近些年，随着国家对支持创业投资、产业引导基金、民营银行等政策的放开，越来越多的风险投资机构、产业基金相继迸发以及一些区域性股权投资市场的发展，加强了金融部门与产业部门的联系。
 
    中介组织和合作网络。随着市场经济环境的日益改善和企业对平台性、专业化服务需求的提升，以科技服务、孵化转移、信息获取、人才交流、市场咨询、财务审计、法律服务等为代表的各类专业化中介组织也越来越多，其发挥的作用也日益增强。例如，一些行业协会不仅是企业之间沟通信息、搭建合作平台的基础，更是推动完善行业（技术）标准、维护知识产权利益的专业化机构。以产业技术联盟为例，至少包括三类：政府大力支持的独立法人制联盟、政府部门支持形成的非法人联盟、社会自发组织的技术攻关联盟；在一些关键共性技术领域，以“政府支持、企业主导、用户参与、共享科研、开放创新”为代表的产业联盟对于打破技术瓶颈、加强协同创新作用显著。
 
    巨大而多层次的国内市场。中国产业创新的一大独特优势是拥有巨大而多层次的本土市场，这不仅是培育和造就“中国制造”快速崛起的关键力量，更是影响多个不同产业的创新体系长期演化的关键要素。本土市场需求的快速增长和多层次性成为了后发企业市场驱动创新的关键来源，甚至成为多数本土产业利用新市场轨道而非新技术轨道实现从追赶到跃迁的重要基础。这不仅帮助众多制造业企业实现了从无到有的产业进入和从模仿到创新、从低端到高端的技术升级（如：本土汽车产业、通信设备产业、消费电子产业及黑白家电产业等），也帮助一些用户主导的重大装备制造领域利用“市场换技术”策略成功实现了从追赶到领先的产业突破（如：高速铁路、电力电网设备等）。近些年来，中国已逐步培育起了全球最大的互联网用户市场，由此驱动而来的电子商务、智能互联、云计算及大数据等新市场更是成为本土产业体系实现从追赶到引领的重要力量。
 
    系统中的制度与政策
 
    制度与政策环境对于各主体的创新活动和相互合作产生了重要而直接的影响，关键的制度要素包括市场准入、标准规制、知识产权保护、投融资体制等。结合中国产业部门的实践，选取几类代表性的制度或政策要素进行分析。
 
    公共研发投入及研发税收优惠。政府扶持多个产业领域本土企业成长的重要政策之一就是提供各种形式的研发资助或税收优惠，包括技术改造、研发项目资助、高技术企业减税、研发费用加计扣除、出口退税、贷款贴息等。这对激发国内产业的创新发挥了重要作用。
 
    开放引资、引技和引智。改革开放伊始，一些产业在逐步扩大对外资开放的同时，非常重视通过购买国外先进技术、建立合资企业或吸引外资研发中心落户等方式实现技术和知识的溢出效应。这是一种双赢的合作方式，外资企业获得了中国的广阔市场，中国企业也能够在合作中不断学习、提高技术和管理水平。
 
    倡导国产化政策。产业管理部门一直强调在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关键设备的同时，必须注重消化吸收，逐步把原来靠从国外引进的设备、产品和关键零部件，转化为在本国自行研发、设计及生产制造。国产化政策是推动自主技术创新的激励措施，在一定时期内对处于追赶阶段的多数产业而言有非同寻常的重要意义，在一定程度上“倒逼”了本土企业从技术引进向自主创新的转型。
 
    加强知识产权保护。长期以来，中国相对落后的知识产权保护环境制约了中国本土企业大规模开展研发、参与国际研发合作。在愈发严苛、规范化的国际市场竞争规则下，不尊重知识产权保护、不重视知识产权应用的企业往往难以持续成长。这既是本土企业应积极突破的壁垒，更是产业管理部门必须积极改善和营造的创新环境任务。
 
    改革投融资体制。投融资环境的优劣直接影响着高技术产业的成长和私营经济的健康发展，对我国技术追赶进程尤为关键。改革开放初期由于投融资体制尚不健全，大多数高科技中小企业的研发成果难以大规模商用，很多有市场前景的前期技术往往因缺乏经费而在后期研究、中试、生产等环节卡壳，产业迟迟不能形成有效规模与循环发展。近些年，私营经济在投融资过程中还面临着一系列的困难和问题，如投资领域开放不够、中小企业融资艰难、多层次资本市场发展缓慢，这些影响民营经济增长的问题都反映出现行投融资政策与体制环境的不完善。
 
    中国产业创新面临的主要挑战
 
    以制造业为代表的中国产业追赶发展至今，已经在若干领域形成了影响全球产业体系的关键影响力。但快速追赶的同时，越来越多的问题和挑战也摆在了中国的产业部门面前。例如，与世界先进工业化国家相比，我国不少制造业领域所面临的“大而不强”问题愈发严重；如，2013年我国制造业增加值规模全球第一，但利润率仅为6.1%；特别是一些新兴技术领域（如光伏、风电）陷入产业成长的“低端陷阱”。又如，一些高技术产业的自主创新能力、资源整合能力以及全球市场影响力都亟待提升，加上偏低资源利用效率和愈发严峻的环境资源挑战更是加剧了本土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困难。伴随着新一轮产业革命和全球产业竞争范式的转变和中国经济发展阶段逐渐步入工业化后期，传统的粗放式的工业发展模式所积累下来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在未来、特别是“十三五”时期将表现得更加集中和严峻。
 
    首先，继续引进和利用国外先进技术的机会空间正在缩小，技术学习的难度也越来越大，新兴技术领域的发展和领先性产业相对滞后。一方面，随着成熟产业向技术前沿逼近，不仅技术引进难度剧增，后发优势也在不断弱化，全球技术竞争的重心还在发生转移：从个体层面的技术能力转向产业协同层面，从应用开发转向基础研究。由于我国传统产业中的高端装备和核心零部件技术长期受制于人，这些变化将不利于产业升级。另一方面，新兴产业领域的技术路线多样性和研发投资的不确定性，凸显了以小企业创新、产学研合作及创新创业生态的重要性。此外，随着西方国家普遍“再工业化”以及第三次工业革命窗口期的到来，中国制造“由大转强”的国际竞争压力更将加剧。新形势下生产制造的自动化、智能化对简单劳动的替代，可能对中国传统的比较劳动成本优势形成冲击，同时也可能阻断中国由比较优势向竞争优势跃迁的转型升级路径。
 
    其次，直接扶持类政策过多、政策协同性不足等问题凸显。过去30多年来，产业部门对需求型、环境面的政策重视程度不足，这将不利于未来产业升级过程中充分发挥市场导向在完善产业创新体系中的关键作用。同时，创新政策与科技政策、经济政策的协同性不足。考虑到影响产业创新的政策涉及面广，不同政府部门之间由于存在层级差异不均、具体职能目标和手段差异较大等的客观原因，以及一些各自为政、缺乏有效沟通与合作机制、潜在对立等负面现实的消极影响，确实有一些政策群存在程度不同的冲突、矛盾关系。更重要的，一些根本性、广泛性的环境问题亟待解决。如：知识产权保护、投融资体制、公平市场环境等。
 
    再次，多数本土制造业企业在技术路线、市场定位、战略导向等方面形成的低端“路径依赖”，可能成为整个产业创新系统的“转型”瓶颈。巨大的沉淀资产使得产业创新的转型成本高企，不利于产业转型升级和全球竞争力提升。一些低水平的产业演化路径“锁定”会制约产业“换轨”升级。例如，规模导向、低端市场切入、技术引进、模仿和集成创新等曾帮助诸多本土企业实现了从产业进入到快速成长的成功追赶，但过往的经验在新的竞争形势和产业环境下正在“失灵”。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新形势下，这些亟须跨越的战略“鸿沟”值得高度关注。低效率的路径依赖引发了生产率提升趋缓、资源要素错配、产业转型困难、新技术发展受阻、创新收益不足等一系列负面影响。
 
    启示和建议
 
    从系统视角下从追赶到引领的战略目标出发，为了构建和完善我国更有效率、更富吸引力、更具开放性的产业创新系统，提出以下四点启示和建议。
 
    要有系统性思维。要从系统共同演进的广义视角出发，把握我国产业发展进程中从追赶到跨越的战略方向、创新能力和阶段性挑战。高度重视产业创新系统中关键行为者之间的交互作用以及由此衍生的越发丰富的关系网络，尤其关注其对整个产业创新绩效的影响。
 
    要有持续优化的制度供给和政策保障。全力突破产业发展中的关键性“壁垒”（重点是产业管理和产业创新环境方面的壁垒）；有效调整国家产业政策、创新政策的结构（重视需求政策的制定），加强与科技政策、经济政策之间的协同性；保证各项政策执行的延续性及改善政策实现的环境。
 
    要尽快投入战略攻坚和重点突破。把握从产业技术追赶到创新引领这一重大转折性的跨越机会，既要充分挖掘过去积累的创新模式、创新潜力，也要积极利用日趋完善的产业组织体系以建立国家性产业竞争优势，更要重点关注产业重大技术（及标准）的战略选择、预警机制以及关键共性技术研发缺位的问题。同时，高度重视因系统性缺陷引发产业创新链脱节、断裂所带来的巨大挑战。
 
    要有开放创新、多轨并举的创新体系定位。创新的道路从来不是单一的，成功追赶的机会从来都不应该是局限性的。同样地，一个产业、一个地区甚至一个国家的创新系统也从来不应该是封闭的。因此，在努力克服制造业创新升级中路径依赖的同时，应在更高层次的开放创新中培育自主创新能力，发挥市场驱动创新的杠杆作用，营造可持续的创新生态体系，在全球创新竞争中建立独特优势。

责任编辑：拂晓晨风